襄樊位于南陽盆地南端，由漢江北岸的樊城和南岸的襄陽構成姊妹城，其南部是險峻的峴山山系，漢水自東、西、北繞道南流，“東瞰吳越，西控川陜，南跨漢灑，北接京洛”，不僅是“南船北馬”的轉口要港，而且是“天下之咽喉”的軍事要沖。自三國以來，襄樊一直是兵家的攻守重地，正如清人顧祖禹所說，襄樊乃天下之腰膂，“中原有之，可以并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
襄樊的損耗和恢復
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很重視這個重地的政治軍事價值。趙宋退出中原，偏安江左以后，岳飛指出：“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之基本。”并率軍進駐襄陽，恢復宋政權在這一地區(qū)的統治秩序。經過岳飛的苦心經營，襄陽生聚繁庶、城池高深，在由高宗到度宗的100多年里，襄陽不僅是南宋抵抗金、蒙南下的戰(zhàn)略要地，而且是南宋北伐中原的前沿基地。
“端平入洛”失敗后，宋理宗為加強襄陽的防御力量，任命久鎮(zhèn)荊襄、威名遠著的趙方的長子趙范為荊湖制置大使，鎮(zhèn)守襄樊。
但趙范不能續(xù)紹先父的勛業(yè)，辜負了理宗的厚望。上任以后耽溺于酒色，政事不理，邊備廢弛，發(fā)展到端平三年(1236年)部將反叛，燒毀城郭，搶劫府庫，投降蒙古，使趙宋經營了130多年的襄樊蒙受了慘重的損失，官吏、庶民、軍士47000多人或死于兵亂，或北歸蒙古。錢糧30萬、軍器24庫，不是被叛兵劫走，就是被焚毀。這場劫難使襄陽為之一空，嚴重影響著南宋的國防安全。當時魏了翁就上書指出，襄樊不是一般邊境，而是國家存亡所系的重地，主張立即著手經營。3年以后，嘉熙三年(1239年)京湖制置使孟珙率軍收復襄陽，亦以為“襄樊為朝廷根本”，應該像保護人體元氣一樣，經營保護這個根本之地。
李曾伯紀功銘
于是，南宋開始招募軍隊，屯聚錢糧，修復城郭。但因南宋財力不足，無法恢復往昔的舊貌。直到淳祐十一年(1251年)，李曾伯出任京湖制置使，力行朝廷恢復計劃，派部將高達、王登率所部兵士修復襄陽、樊城，才使襄樊逐漸成為抵御蒙古南下的堅固堡壘。
蒙古攻取襄陽戰(zhàn)略的提出
蒙古方面最先提出攻取襄陽的是李楨。李楨曾向貴由汗獻策，說：“襄陽乃吳、蜀之要沖，宋之喉襟，得之則可為他日取宋之基本。”貴由汗沒有采納，直到蒙哥汗統治時蒙軍仍以四川為戰(zhàn)略進攻重點。
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郭侃上“平宋之策”，正式提出取襄樊以滅宋的主張，認為南宋盤據東南，存亡所系就是襄樊，現在應當先取襄樊，攻破了裹樊，淮南重鎮(zhèn)揚州、廬州則失去戰(zhàn)略價值，可置之不顧，而直趨宋都臨安。
臨安既破，江淮、巴蜀、不戰(zhàn)自平。當時忽必烈忙于同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無法立即付諸實施。咸淳三年(1267年)宋將劉整叛宋歸蒙，向忽必烈汗獻平取南宋方略，建議平宋“宜先以事襄陽”，提出攻巴蜀不如攻襄樊，南宋無襄樊也就無兩淮，無兩淮則江南唾手可得。劉整認為南宋“主弱臣悖”，正是消滅南宋的大好時機，并向忽必烈汗表示自己愿為實施這個戰(zhàn)役計劃“效犬馬之勞”。
忽必烈汗力排眾議，采行劉整的建策，命劉整和阿術共同指揮襄樊之戰(zhàn)。咸淳四年(1268年)，忽必烈陸續(xù)征調各地兵馬10萬會攻襄陽，事關南宋存亡的襄樊大戰(zhàn)開始了。
襄樊攻防之戰(zhàn)
1、雙方的戰(zhàn)前準備
蒙軍積極擴軍備戰(zhàn)準備進攻襄樊的消息傳到南宋，宋度宗于咸淳三年(1267年)十二月以京湖制置使呂文德之弟呂文煥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直接指揮襄樊保衛(wèi)戰(zhàn)。理宗晚期以來，孟琪、杜杲、彭大雅等名將先后去世，安豐(今安徽壽縣西南)呂氏集團逐漸成為南宋軍事上的中堅人物。
范文虎
到度宗時更是依仗諸呂以衛(wèi)邊防。呂氏集團中呂文德、呂文煥、范文虎(呂文德女婿)、夏貴(呂文德舊部)都是晚宋能征慣戰(zhàn)的大將。
這次度宗又依靠呂氏同蒙古決戰(zhàn)襄陽。作為帝王，度宗不能親臨前線，但他充分認識到了固守襄樊對于維系南宋王朝的重要性，因而他要求給守城將士提供兵力、物力支持。
劉整深知南宋防御虛實，在投奔蒙古后向忽必烈汗建議，南宋依以圖存的將領只有呂文德一人，可遣使賄賂呂文德，請在樊城設立榷場，作為謀取襄陽的基地。蒙古使者至京湖制置司，向呂文德送上玉帶，要求在襄樊城開榷場，互通有無。當時南宋沿邊同蒙古開設榷場多處，呂文德不知是計，同意在樊城外設榷場。
不久，蒙古又以保護貨物為名，構筑堡壘于鹿門山，屯兵駐守，取得了第一個立足點。此后，蒙軍環(huán)繞裹樊陸續(xù)在白河口、萬山、虎頭等地修筑堡壘，從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以來，阿術派兵先后攻取了襄陽附近的宋軍要隘，完成了對襄陽的合圍，“連珠扎寨，圍數十里不通”。
在阿術筑城虎頭山后，蒙軍基本上斷絕了宋軍的供給線。呂文煥極為恐懼，用蠟書向呂文德告急。呂文德將蒙軍的動向上奏朝廷，度宗傳檄郢州守將翟貴和兩淮都統張世杰，要求他們嚴加防備。十一月，襄樊守軍主動出擊，企圖奪回蒙軍駐守的附近城堡山寨，沒有成功。
度宗和忽必烈都不斷向襄樊調兵遺將。十二月，度宗以夏貴為沿江制置副使，知黃州，加強對襄樊的增援。次年春水上漲，夏貴運糧成功。
2、襄樊增援之戰(zhàn)
咸淳五年(1269年)正月，忽必烈汗下詔招諸路兵赴襄陽，并派重臣史天澤和駙馬忽刺出到襄陽前線督師。史天澤到襄陽后修筑了一條包圍工事，西起萬山，南包襄陽之南30里的百丈山，使蒙軍的包圍圈更加完善。
張世杰
二月，蒙古遣兵2萬赴襄陽。三月，度宗派京湖都統張世杰統領步兵、騎兵、水師增援襄陽。六月，忽必烈汗詔董文炳率兵2萬南征。七月，夏貴率戰(zhàn)船3千艘、軍隊5萬人增援襄陽，與蒙軍相持數日，戰(zhàn)斗激烈，結果宋軍大敗。八月，度宗下詔褒獎襄樊將士“戰(zhàn)御宣力”、撥錢200萬犒賞將士。
十二月，宋京湖戰(zhàn)區(qū)最高長官呂文德病死，度宗失去了鎮(zhèn)守荊湖的要員。度宗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遂命夏貴暫時代理制帥，以呂文德之子呂師夔為湖廣總領，知鄂州。當時賈似道上書，請度宗準許他仿效唐朝裴度以平章身份臨邊督戰(zhàn)。
度宗降御筆，表示“師相”不可跬步離朝廷。賈似道又請以3個月為期帶職巡邊，度宗仍然不許。這時，蒙軍大將張弘范向史天澤提出，對襄樊久圍不攻，以待宋軍“自斃”、并非良策，事實上宋軍多次援皆有成功，他建議應該在萬山筑城，以斷宋方西面的增援：在灌子灘立柵，以斷宋方東面的水路增援。史天澤采納了他的意見，于十二月筑城萬山、并派張弘范移師戍萬山。自此寢樊道絕，守衛(wèi)寢樊的宋軍處境更困難了。
咸淳六年(1270年)正月，宋度宗調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兼夔州路策應大使，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8000多人應援荊襄。結果一戰(zhàn)而敗、范文虎僅以身免。春季漢水暴漲，蒙軍城堡多被淹沒，襄陽之圍稍解，京湖制置司乘機把布帛、錢、米、鹽、新運進襄陽，六月，度宗下詔“以襄，郢水陸屯戍將士隆暑露處”，出錢200萬，命京湖制置司犒勞將士。
八月，又給夏貴加秩一等，以獎勵他“能舉職事”。十月，又派遣殿前副指揮使范文虎總統殿前司和兩淮諸軍，前往襄樊“會合備御”，并賜錢150萬犒師。十一月，又賜錢200萬犒師。應該說，這是南宋朝廷出現的一種好形勢。宋度宗為了保住南宋江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再次加強襄樊前線。然而在南宋將相之間、將領之間卻發(fā)生了矛盾。
賈似道頻頻奏請出師，大有具體主持京湖前線軍事局面之勢，作為京湖制置使得李庭芝不敢與賈似道爭權爭功，以致“避事悠緩”。范文虎以殿帥自居，不接受制帥李庭芝指揮。范文虎上書賈似道，說他將率數萬軍隊入襄陽，一戰(zhàn)可勝，只希望不要由制府節(jié)制，一旦抗敵成功，功績全歸賈似道。賈似道欲坐收大功，當即命范文虎所部兵馬由朝廷直接指揮。李庭芝多次催促范文虎進兵，范文虎以圣旨未到為由，整日與妓妾飲宴作樂，不予理睬。
咸淳七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令東道兵圍攻襄陽，四川、兩淮同時出兵牽制。六月，漢江水位上升，給宋軍增援襄陽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范文虎開始實施度宗去年冬天下達的戰(zhàn)略計劃，率殿前司及兩淮水師10萬進至鹿門。阿術迎戰(zhàn)，順流鼓噪。范文虎逆戰(zhàn)不利，竟棄旗鼓、鎧仗，星夜南逃。
至此，南宋官軍已無力援救襄樊。度宗仍不甘心，繼續(xù)向京湖戰(zhàn)區(qū)投放物資，以支持那里曠日持久的困守戰(zhàn)役。八月，下詔撥犒賞費300萬，命京湖制帥李庭芝前往郢州犒賞將士，并令京湖制置司移屯舊野州(今湖北鐘祥);命范文虎以下將帥進駐新郢(郢州對岸、漢水西面)及均州河口，扼守要津;又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貴配合策應，以錢200萬作為隨軍用費。
忽必烈
宋咸淳七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在蒙古汗國內部統治得到鞏固、對南宋戰(zhàn)爭取得較大進展的形勢下，采納劉秉忠等人的建議，宣布建國號為“大元”。次年元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市)，改名為大都。這就是歷史上的元王朝，忽必烈汗是元世祖。
樊城失陷
咸淳八年(1272年)春，襄樊一線的戰(zhàn)況更為緊張。三月，元軍攻破了樊城外郭東土城，宋軍退守內城。盡管戰(zhàn)局緊張已甚，然而宋廷派去增援襄樊的范文虎，仍不聽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的節(jié)制。李庭芝無可奈何，只好借助民兵的力量。招募到“襄、郢、西山民兵之驕悍善戰(zhàn)者”3000余人，又以民兵中“智勇素為諸軍所服”的張順、張貴為都統。
五月，漢水上漲，李庭芝命二張出援襄陽。臨行前，二張以“此行有死而已”激勵部下，人人感奮。二十二日，二張率援軍從襄陽西北均州中水峪沿清泥河進發(fā)，至高頭港暫停。京湖制司又令知郡范天順與二張同赴襄陽。二十四日夜一更攻向襄陽，張貴領先，張順殿后，戰(zhàn)船齊發(fā)，直沖重圍，力圖破敵入襄，沿江同元軍拼死鏖戰(zhàn)。
張順身中四槍六箭，陣亡于漢水中。二十五日天明，張貴率民兵水軍抵襄陽城下。城中軍民聞救至，人人蹦躍振奮，遂入襄陽。這時，元軍更加注意防范。張貴欲沖殺出去與夏貴水軍接應，未果，遂協助呂文煥守城。
九月，張貴率民兵突圍，順江東下，至小新城，就被元軍數萬人邀擊。民兵在邀戰(zhàn)中推進，未能與相約接應的夏貴水軍會合，民兵進至龍尾洲，元軍突起攻擊，張貴軍猝不及防，幾乎全部戰(zhàn)死，張貴受傷被俘，不屈被殺。
這次失敗使南宋君臣對正面援救襄陽徹底喪失了信心，要另找解圍的辦法。其中李庭芝和賈似道的謀略各不相同。李庭芝建議度宗封劉整為盧龍節(jié)度使、燕郡王，以離間劉整與元廷的關系。度宗覺得可行，遂派永寧寺和尚帶著封詔、金印入元。
元人察覺后派張易、姚樞進行查處。劉整自陳清白，元世祖也信用不疑。賈似道則提出搗虛之計，主張在來年春夏之交，派一大將率兵3萬直搗穎、毫，另派一大將率兵2萬直搗山東，則襄樊之圍自解。這確實是條妙計，可沒有組織實施。
面對襄樊更加緊張的局勢，宋廷內部矛盾亦更突出。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貴、淮東安撫副使孫虎臣、湖北安撫副使高世杰等人，“但守地分”，保存實力。范文虎又與李庭芝不合作，“莫能并力，坐視而已”。宋廷調停無效，乃解除范文虎兵權，但仍無法對襄樊作有力支援。
御史李旺曾轉達朝臣主張派高達增援，但賈似道說：“吾用達，如呂氏何?”李庭芝建議賈似道“進督于荊”，指揮援襄。賈似道又演故伎，上奏聲稱愿“捐軀勇往”，但實際卻“亦卒不行”。這樣嚴峻而復雜的局勢，賈似道無心奮力救襄，宋度宗也無可奈何。
回回炮
咸淳九年(1273年)，孤立無援的襄樊再也支撐不下去了。襄陽與樊城中隔漢江，呂文煥在江中牽鐵鏈，搭浮橋，聯系襄、樊，兩城依為唇齒。去年歲末，元軍主帥阿術采納張弘范的建議，燒毀浮橋，水師截江，實行各個擊破，分兵12道猛攻樊城，甚至動用“回回炮”(一種用力省而所擊較遠的巨石炮)，宋軍奮起抵抗。正月，在元軍回回炮的重大打擊之下，樊城被攻破，宋侍衛(wèi)馬軍都統制牛富率兵700進行巷戰(zhàn)，大部戰(zhàn)死，牛富也身負重傷投火自焚。
襄陽最后的投降
樊城失守，襄陽更危。此時襄陽城內處境甚為艱難，外無援助，城內“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絕不至”，守城軍甚至“撒屋為薪，緝麻為衣”，呂文煥“每一巡城”，便“南望慟哭”。
二月，元軍向襄陽城發(fā)動猛攻，亦發(fā)巨炮轟城，城中洶洶。同時，元軍也力爭招降呂文煥。阿術讓劉整勸降，呂文煥向劉整伏弩放射，拒不投降。阿里海牙親臨城下，向呂文煥宣讀元世祖忽必烈招降呂文煥的詔書，并折矢為誓。呂文煥乃獻城投降。城降時，范天順拒降自殺。
自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蒙古決定進攻襄陽并開始布軍起，至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呂文煥以襄陽降元，襄樊之戰(zhàn)歷時6年之久。
元軍攻占襄樊，獲得了一個重要的戰(zhàn)略據點，為滅南宋打通了勝利的道路。呂文煥降元，對增強元軍力量和瓦解宋軍將領、特別是呂氏集團有很大影響。宋度宗在裹樊失守之后下詔說：“襄陽六年之守，一旦而失，軍民離散，痛切朕心。”
“軍民離散”，確乎如此。然而宋度宗再“痛心”，也無能無法挽狂瀾于既倒。襄樊之失，是宋度宗怠荒朝政和賈似道擅權柄國的必然。襄樊之失，南宋經營了幾十年的防御體系被擊破，此后南宋王朝迅速轉向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