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瑞典學者奧斯瓦爾德·喜仁龍的《北京的城墻和城門》出版一百年（1924年），該書被列為“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叢書之一。一個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北京城門和城墻的研究步步深入，但是就研究成果和學術水平而言，鮮有超越喜仁龍這本書的。北京的城門城墻素來為學者矚目，無論從城市、建筑、民俗、歷史等領域，北京的城門城墻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國內外學者，尤其國外一些學者對北京城門城墻的印象，由于出自學術目的，至今還有社會影響。

角樓舊影 圖片出自喜仁龍《北京皇城宮殿寫真全圖》喜仁龍實測城墻高度

喜仁龍（1879年-1966年）是瑞典的歷史學家、建筑學家、美術學家、攝影學家，被譽為“中國藝術研究的百科全書式人物”，在學術界十分罕見。喜仁龍在上世紀初先后六次來華，對中華文化進行深入地考察和研究，除《北京的城墻和城門》外，還有《北京皇城宮殿寫真全圖》《中國的園林》等一系列鴻篇大作。

喜仁龍研究北京的城門城墻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他在追溯北京城市歷史時，充分利用和借鑒中國的歷史典籍，尤其有關北京的《順天府志》《日下舊聞考》等典籍；二是十分注重田野調查和對歷史文獻細節(jié)的實際求證；三是他曾用半年多時間，徒步走遍京城，選取最佳角度，拍攝了北京每一段城墻和“內九外七”所有城門，為后人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歷史檔案，書中選用的128張精美照片成為了歷史佐證。

喜仁龍的著作科學、嚴謹，對歷史典籍不盲目，能對史書中記述模糊、紊亂和不正確的地方進行校正、補充。像明清北京內城城墻周長長度，古籍中記述不一，有“四十里”、“四十五里”之說，喜仁龍用現代測量工具精確計算的數字為23.55公里。正陽門城樓有多高？老北京人只知道“前門樓子九丈九”，具體數字知者甚少，而喜仁龍測得了最準確的數字。他測量的正陽門城樓通高42米，如果換算為市制，約合13.86丈，遠遠高于九丈九。

城門與城墻，曾是人們進入北京的第一印象。北京的城門城墻也給喜仁龍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考察中發(fā)現明清時期城墻外表的城磚并非單層，而是多層的，最多可達七至八層。因修筑城墻時與當時財力有關，在經濟較好時，城墻多用磚砌，經濟不濟時只能少用磚，里邊多用土填了。城墻高度也略有不同，以內城為例，北城墻是抵御蒙古騎兵入侵的重要關口，故而高11.92米，東城墻為11.10米、西城墻10.30米、南城墻10.72米。

城墻的磚因來自不同地方，磚的質量略有不同。清代乾隆年間山東、江蘇燒制的磚質量最好，道光之后磚的質量有明顯下降，但不會有“豆腐渣”城磚。喜仁龍注意到城磚上的銘文刻字，而這些銘文刻字是對燒磚的窯廠的一種監(jiān)督，使他們不敢用劣制的磚來修北京城墻。

城門別稱說法不一

北京歷代城門的名稱都是富含文化的，其來源多出自“四書五經”。如遼代有八個城門，其中有迎春門、開陽門等吉祥稱呼；金代有十二個城門，名稱則更為華麗、文雅，如豐宜門、麗澤門等等。元代大都城設城門十一個，有些城門名稱至今還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如哈達門（文明門、海岱門、崇文門）、齊化門（朝陽門）及健德門、安貞門、光熙門等。喜仁龍對這些城門名稱的含義很了解。他記述的城門除正統(tǒng)名稱外，對城門的“外號”（俗稱、雅號）和別稱也有描述。

在明清時期，元代的一些城門名稱仍在民間使用，如稱西直門為和義門、宣武門為順承門，還有稱左安門為江擦門，廣渠門稱沙窩門的。有些城門的外號和別稱說法不一，喜仁龍也有自己的說法。他把北京城比喻成一個巨人，城門是巨人的嘴。喜仁龍認為正陽門（前門）是北京所有城門中規(guī)格最高、裝飾最富麗堂皇的一個門，且又代表朝廷的威嚴，應視為“國門”。其東的崇文門稱“景門”，意為光明和昌盛之門，本意是“文教宜尊”，但北京人習慣稱之為“酒門”和“稅門”，稱“景門”的不多。前門西的宣武門，本意是“武烈宣揚”，但被稱為“死門”。在清代從刑部大獄押出來送往菜市口殺頭的都要從宣武門出去，故而，宣武門橋畔曾有“后悔遲”的刻字，來提示人們。

北城的安定門，喜仁龍稱為“生門”，即豐裕之門，因為在帝制時代皇帝去地壇祈禱豐年都要經過此門。安定門是軍隊征戰(zhàn)回朝經常使用的城門，有“天下安定”的寓意。不過，當年老百姓稱它為“糞門”，因為糞場集中在安定門外之故。“糞門”雖不雅，但也切合實際。德勝門稱為“修門”，即品德高尚之門。德勝門曾有祈雪碑及碑亭，有“德勝祈雪”一景，至于“修門”知者不多。

阜成門外城樓 攝影：喜仁龍喜仁龍把東直門稱為“商門”，即交易之門，老北京人則習慣稱“木門”，因為建北京城所用建材的存儲之地均在東直門外。喜仁龍把朝陽門稱為“杜門”，即休憩之門。朝陽門內昔日有皇家糧倉，漕運之糧由此門入城，因此民間有“糧門”之稱。西直門被喜仁龍稱為“開門”，而北京當地人稱之為“水門”，系明清皇宮飲水車經過之地。阜成門本意是“物阜民安”，喜仁龍稱為“驚門”，老北京人則稱“煤門”，因為京西門頭溝等地的煤由此進城。

對于北京城門的名稱、別稱，喜仁龍的說法與老北京傳統(tǒng)說法不一樣。但是這些別稱都有濃郁的人文色彩和民俗特色，雖不完全見于經傳，卻是老北京們茶余飯后的有趣話題。

“老外”留下珍貴影像

自元代馬可·波羅將大都介紹給國外之后，各種關于北京的評論、介紹等著作汗牛充棟、數不勝數。當然在這些著述中，難免有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內容，對城門城墻的各種說法也有誤讀之處。喜仁龍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訂正了一些誤讀和謬誤，影響了其后來京的人士。

美 國 學 者 甘 博（1890年-1968年）曾著有《北京的社會調查》一書，作為攝影師的他，拍攝了大量北京題材的照片。比如他拍攝的安定門和前門城門照片，影像很清楚，不但有城門，還有來往行人，看出當年的馬路剛剛修整為硬路面。兩邊有馬路牙子，平坦清潔，還有清道夫的灑水車。前門的照片更為清楚，有熙熙攘攘的人流、車輛，并有了汽車的圖像。甘博來京時間比喜仁龍早幾年，城門那時還沒有破敗不堪。學者史景遷曾評價甘博的攝影作品：“照片在質量、想象力、技術水準和多樣性方面，足以使甘博超越那些僅僅滿足記錄中國人生活和風景的攝影師們。”

比甘博稍早來華的攝影師約翰·詹布魯恩對北京風光興趣盎然，印象極好，他拍攝了前門的全景照片，一幅是1915年前門改造前的全景照片，另一幅是改造后的全景照片。照片在同一位置拍攝，如實記錄了前門的變遷。如今詹布魯恩的前門照片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德國攝影師赫達·莫里遜曾在北京生活多年，他的一些攝影作品中有北京豐富多彩的生活實錄。他拍的外城城門城墻、雪中的西直門更像優(yōu)美的風景畫，是不折不扣的藝術作品。他拍攝的城門下封凍的護城河開鑿冰塊，搬運、儲存冰塊的圖像和城墻下的鴨舍，天安門外賣柿子的小販等，很有生活氣息。他在《洋鏡頭里的老北京》一書中，記錄了他在北京的生活和印象，如今，這本書也成了史籍。

日本人中野江漢的《北京繁昌記》復原出民國初期北京城的舊貌。在《北京繁昌記》中有“數字城墻”一節(jié)，專門敘述北京的城門和城墻，記錄了北京內城的角樓“城垛即射垛共計172個，垛子11038個，射口即開炮的穴口有2108個”。此外，中野江漢還記錄了“外城有六座角樓，六十三座城垛，四十三處堆撥房，九千八百八十七座垛子，八十七個射口”。

日本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出版了不少關于北京歷史、地理、建筑的書，其中不乏“侵華戰(zhàn)爭指南”。中野江漢對北京城門城墻的介紹，不是一般的旅游書，也有為戰(zhàn)爭探測的目的。但就今天而言，也是一種研究北京城墻的歷史資料。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