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1月21日報道

魯迅定居上海以后，結(jié)識了三個美國朋友。那就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萊(1890-1950)，加羅爾特·艾薩克斯(1910-1986)(—譯伊賽克，中文名伊羅生)，埃德加·斯諾(1905-1972)。這里，只說魯迅和斯諾的交往。

魯迅和斯諾的交往不算很多。1933年2月21日魯迅日記：“晚晤施樂君。”那天談的，是斯諾要將魯迅的小說譯成英文的事。這天談話之后不久，3月22日，魯迅就應(yīng)斯諾的請求為他正在進行的這個譯本寫了一篇自序。

不久之后，斯諾移居北平，在燕京大學(xué)兼任講師，同時在精通英文的中國作家姚克合作之下翻譯魯迅的小說。1934年6月19日魯迅日記：“姚克來并交施樂君及其夫人信，即寫付作品翻譯及在美印行權(quán)證一紙。”斯諾得到了作者的授權(quán)。后來艾薩克斯也有意翻譯魯迅的小說，也希望得到這樣的授權(quán)。魯迅回信給他說：“我的小說，今年春天已允許施樂君隨便翻譯，不能答應(yīng)第二個人了。”(1934年8月22日)

后來斯諾的計劃有了改變，不是翻譯出版英譯本魯迅小說選集，而是在收入已經(jīng)譯好的幾篇魯迅作品之外，還收入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這本以《活的中國》為書名的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了魯迅《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贰ⅰ讹L(fēng)箏》、《論“他媽的”》、《離婚》等七篇。他人有作品入選的，有已經(jīng)被殺的柔石，有正在獄中的丁玲，有新從淪陷的東三省歸來的田軍(即蕭軍)，此外還有茅盾、巴金、沈從文、孫席珍、林語堂、蕭乾、郁達夫、張?zhí)煲�、郭沫若、沙汀等人。女作家楊繽(即1957年反右派斗爭初期自殺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楊剛)的自傳性小說《日記拾遺》，是用“失名”這個署名編入書中的。

后來，斯諾在他的《復(fù)始之旅》中自己評論《活的中國》這本書說：“這本小書的文學(xué)價值并不大，但是，它是中國文學(xué)中現(xiàn)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證據(jù)，也是要求最廣泛的社會公平的證據(jù)，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確認‘平民百姓’的重要性。”(《斯諾文集》第一卷，第159頁，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兩人的交往雖然不多，但是彼此的印象都是好的。斯諾記下的他的印象：

我會見魯迅時，他已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學(xué)者、導(dǎo)師和偉大作家了。他身材不高，膚色淺黑，目光炯炯，眉毛潮潤。他當(dāng)時五十多歲，正患著醫(yī)不好的肺病，看樣子不久于人世了。(同上書，第157頁)

斯諾也記下了一些他們交談的內(nèi)容。很有意思的是關(guān)于《阿Q正傳》的談話：

“你們已經(jīng)進行了第二次革命或者說國民革命了，難道你覺得現(xiàn)在仍然有過去那么多的阿Q嗎?”我問魯迅。

魯迅大笑道：“更糟了，他們現(xiàn)在還在管理國家哩。”(同上書，第158頁)

在魯迅看來，國民黨的統(tǒng)治，就是阿Q的統(tǒng)治吧。

魯迅在致鄭振鐸的一封信(1935年1月8日)中寫下了他對斯諾的評價：

S君是明白的。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于有些同胞自己，這真足叫人傷心。

魯迅日記最后一次記載斯諾，是1936年4月26日：“與廣平攜海嬰往卡爾登影戲院觀雜片，姚克、施樂同來，未見。”真是不湊巧，客人來訪，主人出去看電影去了，沒見著。

這次撲空的拜訪之后不久，斯諾就動身到陜北蘇區(qū)去了，會見了毛澤東等許多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寫成了他的不朽名著《紅星照耀著中國》(譯本名《西行漫記》)，第一次向全世界客觀地報道了蘇區(qū)，紅軍和共產(chǎn)黨。他成了毛澤東的一位終身的朋友，是冷戰(zhàn)時代中美兩國之間一條聯(lián)系的渠道。這些，當(dāng)然都是魯迅身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