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呂方銳西安報道
一拖10年都未完工的西安灞橋區(qū)穆將王村城改項目經央視《新聞調查》欄目以《爛尾樓迷局》為題曝光之后,接受央視記者采訪的穆將王村原村委會主任王安虎一下子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他在節(jié)目中承認,他和當時的開發(fā)商有著上千萬元的資金往來。
村委會主任借款給開發(fā)商開發(fā)本村項目,堪稱奇聞;身為村委會主任,輕而易舉地拿出3000萬,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這一幕發(fā)生在西安市灞橋區(qū)穆將王村,參與該村城中村改造項目的開發(fā)商胡緒峰方面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這筆3000萬的借款實際上并不存在,而是時任村委會主任的王安虎向他索取的好處費。
圍繞穆將王村城改項目的怪事不止這一件。穆將王村所在的紅旗街道辦事處,當時也對項目產生了濃厚興趣。胡緒峰稱,項目建設時,街道辦黨工委書記韓鎖成明確要求他將上億元項目建設費直接打到街道辦賬戶,由街道辦向施工單位支付工程款。
而之前,穆將王村經歷了村委會的非正常換屆,新任村主任王建忍推翻了原來村委會與開發(fā)商簽訂的協(xié)議,將拆遷補償款從2500萬提高到了1.4億元,其中有數千萬元被質疑“不知去向”。
這筆筆巨額款都去哪了呢?至今胡緒峰仍是一頭霧水。好在,灞橋區(qū)紀檢部門想找胡緒峰談一談了。
資金“互助”?
陜西宏潤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下稱“宏潤地產”)是穆將王村城改項目最初的開發(fā)單位,老板是胡緒峰。按照宏潤地產與穆將王村委會簽訂的開發(fā)協(xié)議,全村785畝土地除去18萬平米用于村民安置,還有法律規(guī)定的留用土地外,其他土地由宏潤地產自主開發(fā)。
“甲方出于互助,把自有的積蓄和朋友間的閑置資金組合起來,有償按銀行同期利息拆借給乙方使用……借款金額:3000萬元……”這是一份《資金互助協(xié)議》中的原文,甲方簽字為王安虎,乙方為宏潤地產。
《資金互助協(xié)議》落款日期是2007年8月,甲方王安虎正是當時的穆將王村委會主任。協(xié)議還規(guī)定,宏潤地產需拿1萬平米住宅做抵押,并按照規(guī)定時間點,分4筆歸還這3000萬。
各方對借款原因的說法并不一致。
《資金互助協(xié)議》中的說法是,“雙方(王安虎和宏潤地產)為聯(lián)合開發(fā)合作關系”,又因宏潤地產在安置開發(fā)施工中一次啟動施工面積較大,在資金周轉中有一定難度,為使該項目如期順利進展,王安虎出于“互助”考慮,借款給宏潤地產。
胡緒峰方面則稱,借款為假,索賄是真。有中間人向胡緒峰委婉地表達了王安虎的意思,也就有了這份借款協(xié)議。
《華夏時報》記者電話聯(lián)系到了王安虎本人,聽明記者身份后,王安虎情緒較為激動。記者提出的問題,他沒有一一回應,而是稱全部都是假的,不存在的。除此之外他沒有進行更多解釋。
“托管”賬戶
2012-2013年間,城改項目建設過程中,紅旗街道辦的深度介入讓人頗感意外。
胡緒峰方面的說法是,2012年,街道辦黨工委書記韓鎖成提出,宏潤地產需將工程款打入街道辦賬戶,由街道辦支付施工款給施工單位。宏潤地產當年將幾筆工程款共數千萬,打入了街道辦賬戶,但此后對于款項支付情況,街道辦從未向宏潤地產作出任何說明。
入賬數千萬后,2012年底至2013年初,韓鎖成再次提出要求,宏潤地產需一次性向街道辦賬戶打入8000萬。為保證項目能順利建設,胡緒峰方面只好照辦。
《華夏時報》記者拿到了付款單據。
一張2012年7月的進賬單顯示,宏潤地產從西安銀行的賬戶上劃款至紅旗街道辦的銀行賬戶。進賬單上注明“糧食綜合直補資金”,存根上卻注明為“安置樓建設費”,金額為500萬。
另一張2012年8月的西安銀行的結算業(yè)務委托書,委托人以個人賬戶付款給紅旗街道辦,附加信息及用途為“安置樓建設費”,金額為500萬。
一張2012年8月的“陜西省行政事業(yè)單位資金往來結算票據”顯示,付款單位是宏潤地產,收款項目為“穆將王安置樓建設款”,單據上蓋有“西安市灞橋區(qū)人民政府紅旗街道辦事處財務專用章”。付款金額是1000萬。
記者拿著這3張單據,來到紅旗街道辦,街道辦一位負責信訪工作的副主任接待了記者。面對單據,他表示自己接手信訪工作較晚,對此事并不知情,從未見過這幾張單據。而時任街道辦黨工委書記的韓鎖成,如今已經是灞橋區(qū)人大副主任。他同意為記者核實相關單據信息,截至發(fā)稿時記者未獲回復。
拆遷款去向不明
2007年簽訂《資金互助協(xié)議》之后,胡緒峰還沒將3000萬“借款”全部打入王安虎賬戶,王安虎就在村委會換屆中,被王建忍頂替。
新上任的村委會主任王建忍對原來2500萬拆遷補償款的協(xié)議,并不認可。2009年,他與宏潤地產訂立了新的協(xié)議,拆遷補償款達到1.4億元。王建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頗為自豪地說,在他的爭取下,每位村民可拿到3.4萬補償款。這在灞橋區(qū)拆遷歷史上是至今唯一的一次。
當然,胡緒峰的拆遷補償費分期支付到1.1億元時,拆遷工作就已經完成了。最后,胡緒峰也就只支付了1.1億元的拆遷補償費。問題在于,按照王建忍的說法,當時村里2775人,實際拆遷補償款共需支付約9400萬元,那就有1600萬元不知去向。而胡緒峰方面稱,村里實際人數應為2000人左右,據此計算,就有4200萬元不知去向。
村委會始終沒有向宏潤地產出示拆遷補償款的賬目明細。
12月13日,胡緒峰方面告訴《華夏時報》記者,他們對1.1億拆遷補償款的賬目明細申請了信息公開,分別向灞橋區(qū)政府、紅旗街道辦和村委會寄送了材料。王建忍拒收了該材料。
另據媒體報道,在韓鎖成的主導下,王建忍帶領198戶村民私分了胡緒峰8棟商品樓,造成胡緒峰一個多億的資金回款無望。
針對兩任村主任和街道辦的上述問題,記者試圖通過西安市委宣傳部聯(lián)系到紀檢部門,截至發(fā)稿時未獲宣傳部回復。
目前,灞橋區(qū)紀檢部門已經正式約談胡緒峰,向他了解城改過程中的相關情況。
鏈接:
謎局,還是迷局?
臨近年終歲末,央視《新聞調查》欄目以一期深度調查《爛尾樓謎局》揭開了陜西西安穆將王村城改項目10年未曾完工的“謎局”一角。
有意思的是,央視新聞客戶端和一些新媒體在轉發(fā)《新聞調查》的報道時,不約而同地將“謎局”改為了“迷局”。
“謎局”和“迷局”在現有的權威詞典里都未收錄。有一種說法認為,兩個詞是同義詞,指的是使人感到困惑的局勢和局面。兩者的區(qū)別在于,“迷局”指的是客觀存在的難點,一般指的是自然之迷;“謎局”指的是人為設計的難點。換句話說,“迷局”暫沒有答案;而“謎局”則是有人知道答案的。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看看穆將王村城改項目一波三折的背后是個“謎局”還是“迷局”?
當穆將王村城中村改造的第一任開發(fā)商胡緒峰因為資金鏈斷裂而一腳踏進民間借貸的灰色地帶時,這個房地產項目的經營風險就陡然增加了。從記者調查的情況來看,對于這個高息借貸的風險,管轄著這個項目的紅旗街道辦事處的負責人韓鎖成是知情的。而且,街辦在這期間在資金問題上還深度介入了城改項目。
由于胡緒峰突然罹患早期食道癌,民間借貸的資金商人催促他提前還貸未果,他們便以資產重組的名義以較小的代價控制了胡緒峰的地產公司。按胡緒峰的說法,在“資產重組”期間,放貸者一方對他實施了強迫手段。從《新聞調查》反映的情況來看,對于資產重組過程中的異常現象,紅旗街道辦事處的負責人也是知曉的。但對于這一點,韓鎖成向《新聞調查》記者表示,他“不感興趣”。
對于民間借貸引來的資金“深度介入”,而對于民間借貸惹來的麻煩“不感興趣”,這一冷一熱,耐人尋味。
在民間借貸的資金商人變身開發(fā)商后,更加不可思議的事情發(fā)生了。開發(fā)商一方和紅旗街辦直接接洽推進城改項目的拍板人叫李彬,他既不是地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東,更不是地產行業(yè)的職業(yè)經理人,他只是那個龐大的民借貸業(yè)務背后的操控者,紅旗街辦的新任負責人將李彬稱為“幕后老板”。
街道辦事處作為地方政府的一級派出機關,代表政府在處理行政事務。他們在如此重大的民生項目上和一個“幕后老板”發(fā)生工作關系是極不正常的。試想,工程上一旦出現問題,你如何追究對方的主體責任?“幕后老板”是一個藏在暗處的無形的人,他在利益與責任之間進退自如,他往往在維護企業(yè)利益的時候就出現了,而在企業(yè)需要承擔責任時,他就消失了。
事實似乎也正是如此,當民間借貸的資金商人入主地產企業(yè)之后,是紅旗街辦向新的開發(fā)商注入1.5億元資金之后,城改項目才得以重啟。
作為紅旗街辦的負責人,他們不可能不知曉高息借貸的風險,也不可能不知道放貸人逼債的手段,更不可能不知道和幕后老板建立工作關系的危險性。
對于今天出現的這些不良后果,紅旗街辦前后兩任負責人實際上都是亂局背后的隱性推手。對于這一片爛尾樓形成的過程,他們內心是藏有清晰的認識的。當初面對阻礙項目推進的異常情況保持沉默,也只是囿于某種利益原因而已。
事到如今,村民們何時能夠住上安置房只是一個表象問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要弄清城改項目一拖10年的背后,到底是有個有解的“謎局”,還是無解的“迷局”。